朕就是亡國之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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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濙思考了许久,礼法在胡濙心中是很神圣的,是他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追求的大道之礼。
他笑着问道:“陛下,这天下有圣人吗?”
朱祁钰思考片刻问道:“什么是圣人呢?”
胡濙认真的说道:“荀子曰:水火有气而无生,草木有生而无知,禽兽有知而无义。人有气、有生、有知,亦且有义。故最为天下贵也。”
朱祁钰认真的品味了这番话。
人贵,万物轻,是中原王朝人文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有气、有生、有知、有义所以为人,无知无义不是人。
把水火、草木、禽兽、万物,认为比人更重要,显然比两千年前的古人还不如,返祖现象了属于是。
这是春秋末年,从重鬼神到重人,人文思想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季路曾经问孔子鬼神事,孔子说:连人都顾不得,怎么能顾鬼神呢,那不是愚昧吗?管理百姓的大义,是对鬼神敬而远之,是智慧。
庄子说:天下之外非自然的东西,不去谈论。
墨子明鬼神之说,但是墨子很明确的回答过他为什么追求鬼神之说,曰:我有天志,譬若轮人之有规,匠人之有矩。
假托鬼神之说,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,这种明鬼神的主张,让墨子学说,在后来的发展中,遇到了极大的困扰。
易曰:圣人以神道设教。
鬼神之道,不过是圣人教化的手段罢了。
鬼神这个阶级被消灭之后,那自然要有填充,谁来担任鬼神原来的职责呢?
圣人。
这就是在春秋之时,大思辨之中,从重鬼神到重人,人文思想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。
人贵于万物,那到底什么是圣?
胡濙知道这个问题不好回答,因为众说纷纭,他俯首说道:“陛下,臣也只是一家之谈,陛下姑且听之。”
“聖,声入心通,入于耳,出于口,圣,通也。”
“老子曰闻声知情是通;孔子曰一以贯之是通;孟子曰大而化之是通;庄子曰齐物是通;墨子曰尚同是通;管子曰上察于天,下察于地是通;商鞅曰知万物之要,察古今之变是通。”
“于事无不通谓之圣。”
老子庄子是道家,孔子孟子是儒家,墨子是墨家,管子是管学,商鞅是法家。
他们早在战国的时候,就已经深入的研究了什么是圣。
胡尚书的一家之言。
“易曰:夫易,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幾也。”胡濙看陛下已经理解了通的含义,总结性的说道。
在易经的叙事中,幾,是指“—”阳爻,是指“–”阴爻。指的是事物的本质。
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。
阴阳乃是万物之根本,圣人对天地万物的根本有极深的研究,这是通,也就大明白明白到了极致。
圣的特征,是明白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。
中国有着很浓郁的崇圣文化,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荀子等等,都被尊为圣人。
胡濙用了三言两语,解释明白了人是什么,圣是什么,圣人是如何诞生的,又是如何定义的。
即圣人洞悉天下万物运行的道理,是谓曰通。
朱祁钰想了许久说道:“天下没有人能够洞悉天下万物运行的道理,自然有不通之处,所以天下并无圣人。”
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,圣人观既是一种关于人的共同观念体系,又是一种充分理想化的政治模式。
但是显然,圣人并不存在。
没有人比我更懂XX,只是一种话术,并不代表真的懂。
世间并无懂王。
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,总是基于现实生活,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,从而让人文思想蓬勃发展。
承认自己不是圣人,只是一个君主,对于朱祁钰而言,并不是难事。
胡濙满是笑意,陛下始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,并不是那些空谈之辈,坐而论道,这对大明是幸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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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继续说道:“陛下,管子曰:心之在体,君之位也。九窍之有职,官之分也。”
胡濙继续展开自己讲解礼法,陛下不是很喜欢儒家经典,这没关系,礼法不是不便之物。
他可以多引用一些管子、墨子、诸子百家的观点。

他的意思是皇帝就像人的心脏一样,朝臣就像人九窍一样,各司其职。
朱祁钰点头说道:“然也。”
“所以臣子辅佐陛下,劝谏陛下,制定政令,都是应有之意。”胡濙停顿了一下,目光有点闪烁,最终还是开口说道:“陛下,考中的举人京师,或者天下文道,分为两种。”
“一种是爱做梦的,他们善于编造各式各样的梦,谓曰大同,比如丘濬就做梦,但是他根本无法践行他那些主张。”
“一种是脚踏实地去践行这个梦的人。”
“比如徐有贞在河套治水安民;比如李贤在南衙处理风力之事;比如李宾言在松江市舶司负责长江流域通衢九省天下物料之事。”
考中了文进士之后,会入翰林院,但很多进士进了翰林院,就开始做梦,或者也可以叫他们思想家。
他们在思考大明何去何从,会做一辈子的文章,朝廷选他们出来,就是让他们思考的,让他们做梦的。
丘濬的思考是超越时代的,和朱祁钰的政令一模一样,但是他们这些人,并没有能力去实现那些理想。
朱祁钰点头,胡濙这番话是对的。
马鼻祖也曾指出,在统治阶级内部有两种人,一种是实践家,一种是思想家。
思想家的任务是为社会和本阶级编造幻想。
编造的幻想有各式各样,其中最高形式大约要属于理想国的理论了。
这种理想国,并不是出于好奇,或者别出心裁,而是残忍的、血腥的、无序的现实矛盾所结出的果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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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王朝的每一次的大思辨,几乎都伴随着大痛苦。
比如春秋无义战,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,无论对百姓、士大夫、军卒都是大痛苦的时代。
比如公孙羊的大一统理论,在秦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,就是基于汉初七国之乱,应运而生。
每一次的大思辨,都在一点点的推动着历史进程。
理想国在中原王朝的叙事结构中,称之为:大同世界。
胡濙的思绪似乎飘飞回到了百家争鸣的时代,那个时代的幻想家们,幻想出了一个个的理想国的大同世界,五光十色,别开境天。
虽然各不相同,但是最后都是殊途同归。
结束乱世,天下治平。
他笑着说道:“先儒构建的大同世界为: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。”
“在这个世界里,既有君臣贵贱之分,又有上下和睦相处。君爱民,民尊君,施仁政,薄税敛,行教化,轻刑罚,救孤贫,老安少怀,所以仁义高于利。”
朱祁钰不住的点头,这是先儒,不是腐儒,先儒讲的大同世界,腐儒们站着喝酒长衫。
这条路走着走着,就走歪了,具体而言,嘴上都是主义,心里都是生意。
胡濙继续说道:“道家构建的大同世界是天放,无何有之乡,遂有至德之世。无为而治,天下泰安。”
“法家的大同世界是一断于法。”
“法虽然只能由君主制定,不过法一经制定,公之于众,不仅所有吏民要遵从,就是制定法的君主也要遵守。是所谓: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”
“墨家的大同世界是人与人兼相爱,交相利,并以此为基础,一切尚同于天子。”
“在墨子的世界里,你爱我,我爱你,亲人之亲如己之亲,爱人之财如己之财,所有人生活在一片爱声之中。”
胡濙讲明白了诸子百家构建的理想国,大同世界的瑰丽。
法家更像是社会契约论的世界,墨家更像是一个博爱的世界,道家更像是自然而然的世界,儒家则是王道乐土的世界。
管学则是各方面都沾了一点,不属于各方,更像是杂家,讲仁义高于利,又讲仁义基于利。
这些大同世界是诸子百家在血腥现实面前,总结出的政治的总体设计和战略目标。
胡濙感慨万千的说道:“所以,孔子、荀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墨子、文子、韩非子、商鞅对百姓流离,天下苦难,无不有一种追求,那就期盼圣人出,而天下治。”
“他们怒骂战国时的所有诸侯为率兽食人之辈。”
朱祁钰明白胡濙的意思,大同世界是思想家们的龙旗大纛,他们扛着龙旗大纛,批判君主,针砭时事,这是一种朝廷的自我调节。
诸多大同世界的理论,是一种精神和舆论制约。
在诸子百家的叙事之中,所描绘的圣主、圣王、盛世成了一面镜子,置于君主之旁,成为一种无形的理论制约。
这种理论上的制约,和六科给事中行封驳事,制度上的制约,都是很有必要的。
但是这种自我调节,正在逐渐失效。
朱祁钰摇头说道:“但是现在的情况是,许多人避实就虚,空谈大同,而不行大同之法,高举大同,却为一家之私利狺狺狂吠,毫无德行可言。”
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
苏平、苏正居然拿着为大明出生入死的夜不收获救消息,卖给了瓦剌的奸细,只为了区区三百两银子。
苏平、苏正皆为儒生,他们也是在举着大同世界的龙旗大纛,对皇帝口诛笔伐,说皇帝穷兵黩武。
他们真的关心百姓吗?不是,但是他们不过是为名,为利罢了。
大明出了问题。
胡濙说道这里的时候,表情戚戚,他无奈的说道:“天下并无圣人,陛下秉持公器,群臣如九窍,各司其职,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,所以劝谏是必然的。”
“这种劝谏往往是失效的,比如稽戾王不顾英国公张辅、兵部尚书邝埜等文臣武将的集体反对,执意亲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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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唉。”
在场的众人,无不叹息。
土木堡之变是鼎盛大明的一道深深的疤痕,即便是它愈合了,但是他带来的历史教训却是影响深远。
胡濙无奈的说道:“君主凌驾万物之上,士大夫行劝谏之事,往往拿不准主意,所以都会送到礼部,先把把关,这也是规矩之一。”
“凤阳诗社坏了规矩,朝中禁谈南迁、议和,他们摇唇鼓舌,制造风力,被陛下斩首,也是应当。”
苏平和苏正是因为把消息卖给了瓦剌的奸细,才被送去的解刳院。
朱祁钰十分郑重的点头说道:“进谏、纳谏,本君圣臣贤之良事,现在却成了朝中党争的工具,朕十分的痛心。”
胡濙十分认同的说道:“陛下,当初商鞅见秦孝公,秦孝公也不愿意采纳商鞅之法,就更法之事,甘龙、杜挚、公子虔与商鞅各持一说,数日之后,秦孝公才觉得商鞅之法更妥善。”
“梁惠王和齐宣王并不喜欢孟子的仁政说,但他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向孟子求教治国之术。”
“进谏与纳谏,无论哪家哪派都在提倡,进谏和纳谏便成为了公认的至德,并以此作为衡量贤主忠臣。”
“陛下,儒家走进死胡同了。”
儒家的经典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。
于谦、胡濙、丘濬、襄王、李宾言、徐有贞等等,不约而同的去其他诸子百家中,寻求解决之道。
于谦经常引用老子学说,讲外王内圣,讲百年树人,讲国家之制。
胡濙自认无德,直接说儒家走进了死胡同,再不变,大明亡于腐。
丘濬主张仁义基于利,襄王主张利柄轻重论,李宾言心怀宇宙,仰望星空,观望自然之道,总结了六等秩和四时之序。
徐有贞和陈镒,更像是墨者而不是儒者,他们对车驾被穷民苦力所坏,不以为意。
两个抠脚大汉,为了惓惓以生灵为念,跋涉涉水,不讲斯文礼仪只讲工效。
正如朱祁钰所言,大明的儒教礼法出了问题,伴随着土木堡之变的大痛苦,必然有着大明朝的自己的大思辨。
中原王朝的大思辨,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大约性质相同。
只不过中原王朝的大思辨,次数实在是太多了,已经把大思辨认定为常事了而已。
朱祁钰明白了胡濙的意思,点头说道:“多一个选择,多一个道路,多一个参考,多一个角度,方能政通人和,有治平之世。”